www777124com[郭于华]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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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进入专栏)
 

  
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不仅在于作为后人的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更在于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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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我们需要将中国社会独特的文明历史和文明的转型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建立起联系。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前两日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社会与法”栏目看到这样一个报道: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www777124com,  媒体的有关报道当然是高度赞扬这位普通农民亦堪称英雄的举动,而除了钦佩赞赏这一“送烈士回家的人”之外,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回旋,挥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将胸膛撞击得生疼。这些问题就是: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这类历史材料应该呆在什么地方?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
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媒体的有关报道当然是高度赞扬这位送烈士回家的普通农民堪称英雄的举动,而除了钦佩赞赏之外,一些问题一直在笔者心中回旋,挥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将胸膛撞击得生疼。这些问题就是: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做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这样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长久以来,也许久到有史以来,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任何痕迹。多年来的口述史研究工作已使我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然而直到近年我才意识到,即使不是最下层的百姓,甚至曾经是权力格局中比较重要的、有贡献的人们,只要他或她完成了工具性的使命,只要他们仍属于普通人,也同样会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亲身经历和体会了这种消失:我的父亲母亲都是1935年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革命的,属于“一二九”一代。他们是在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自觉地选择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历了几十年战争与革命的风雨,他们将一切都完全交付给了党的事业。我的父亲在1968年去世,母亲则病故于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他们的经历多不为子女所知。在母亲的悼词中,关于她生平和业绩的评价我们只能读到这样简单的字句:一九三五年在北师大女附中就学时,出任学生会主席和北平学联的代表。……
在“一二九”运动中担任这次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积极号召和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带头同反动军警搏斗,奋不顾身抢救即将被捕的学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底,身带组织介绍信与其他几个同志一起从北平出发,经历了层层关卡、艰难险阻,奔赴延安。曾在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学习、工作,……
一九四0年经组织决定,先后去西安、东北等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搜集了不少国民党军政和特务的重要情报。在对敌斗争中坚定、沉着、机智、勇敢,千方百计地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为保卫党中央、巩固陕北解放区及革命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久以来,也许久到有史以来,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任何痕迹。类似于上述寻亲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忘记过去,忘记前辈,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族群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也将是毁灭性的。从涂尔干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哈布瓦赫那里我们可以获知记忆的社会本质:集体记忆是由社会框构的,存在着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具体而言,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例如,在涂尔干着力讨论的集体欢腾如庆典、仪式、重大活动等之外的日常生活期间的空白正是由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的,就此而言,哈布瓦赫继承并且推进了涂尔干富于洞见的思想。

  当我们作为后人想要了解前辈的历史时,却因这历史的空白而徒劳。我们虽然并不奢望他们的历史能重见天日,但至少相信这历史尘封于某个所在,为后人所保留,还为组织所珍视。直到去年,因为要按政策购买父母生前的住房,需其所在单位开具相关证明,而我们就此得到的回答却是:这里没有你们父母的记录,亦没有材料能证明他们属于这里和你们与他们的亲子关系!面对这样的回答我除了惊愕、愤怒,只有一句话在心头反反复复地回响:人不可以这样消失!历史不可以这样被遗忘!为了证明我的父母在该单位工作奉献了一生,我几乎要去加入上访的行列。后来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位通情达理、有责任心的领导,此事才终告解决。而现实让我知道:无论是谁,只要是作为工具而存在都不会、不必留下历史。在这样一种制度文化中,人就是工具,而工具是不必留下使用记录的。这样的个人经历也让我更加肯定自己正在从事的20世纪下半期普通农民的口述历史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加确信,每个有可能记下自己的、家庭的、地方的、他人的历史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因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人的历史应该被铭记,哪怕是普通人的历史。

  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不仅在于作为后人的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更在于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因为正如哈布瓦赫所言,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使用着他们可以信手拈来的词语,这是集体思想的先决条件。但是,每一个(被理解的)词语,均伴之以回忆,不存在没有词语对应的回忆。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了社会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当然更不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就不会有基于历史的比较和分析。而缺少思想、理性和良知的民族又如何能有前途呢?

  回到李红旗十年寻找烈士家属的事迹,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普通农民的良知与人性之外还看到有关部门的冷漠与无情。而更让人心痛的是,这类事件并非个例,烈士名册或阵亡通知书流落地摊亦非绝无仅有。被称为“集结号原型”的退休检查官王艾甫也是在旧货市场的地摊上发现4本1949年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战士的登记册,其中有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老人花了3000元买下这些被遗失(应该说被丢弃)的文件。其后的十几年中,这位老人也是自费寻找,散尽家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终于为84份名单中的26位烈士找到了亲人。而这位“现代义士”在“寻亲”过程中不仅要面对人名、地名有误或行政区划变更等种种困难,还要遭遇某民政局官员“你们这些人,就知道给我们找麻烦!这些文件都过时了,滚!滚……!”的辱骂甚至大打出手。湖北的老警察余法海也是为英烈寻亲队伍中的一员,他不能忍受“英烈长眠地下,50年不为人知。他们的功名被埋没,他们的家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反而因‘失踪’等结论而遭遇误解甚至打击”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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