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论“重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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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庆,中国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几何中点。2008年,当金融风暴席卷世界,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几近触底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滑铁卢,而重庆却上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2008年GDP增速达到1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五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重庆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锐地注意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几个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税金融政策。此外,重庆提出了2009年的GDP目标为12%,一度全国最高。

崔之元 (进入专栏)
 

一时间,“重庆经验”、“重庆模式”被塑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奇迹,重庆经济发展机理,在学术界日益为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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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便是众多关注者之一,3月18日,崔之元应邀做客我校人文讲座,带来题为《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的讲座,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了重庆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奇迹。

  

崔之元目前兼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等职,他的研究广泛而深刻,著有“看不见的手的范式悖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等中英文著作,被国内外媒体评论为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97年,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香港回归,成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二是由于三峡建设,把重庆从四川划出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人口3300多万,以人口数量而言,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直辖市。至今,重庆仍然还有70%-80%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的一个缩影,重庆经验可以作为全国发展的一面镜子。20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两个试验区意义很大,是国家级的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而重庆是一个省的概念,农村的范围要比成都大很多,因此重庆的城乡统筹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可以更全面反映中国国情。所以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意义重大。

崔之元以《小崔会客》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引出讲座主题。“我需要说明一下,崔永元和我没有什么兄弟关系。”风趣的崔之元拿自己的名字跟现场的听众开起了玩笑。

www777124com,  最近几个月,我在《重庆日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香港《亚洲周刊》等媒体上做了些初步探讨,我称之为“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可以初步概括“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增加了,另一个必然减少。最近的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争论很激烈,大家担心“国进民退”,“国进”就意味着“民退”,或者“民进”就必须“国退”。最近媒体上关于“国进民退”的舆论很多,对其他省市我调查研究不够,暂时不宜发表结论。但我认为,至少对重庆而言,有一个独特经验,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崔之元告诉在场同学,重庆不仅在地理轮廓上与中国版图相像,此外,重庆还有70%—80%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的一个缩影,重庆经验可以作为全国发展的一面镜子,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崔之元将“重庆经验”归结为三个方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三进三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

  一、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经验

“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实际上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8000亿元。这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罕见。”崔之元说。

  

针对当前流行观点,即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增加了,另一个必然减少,崔之元别树一帜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庆有一个独特经验,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这一经验可归纳为:政府通过国有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盈利,以国有资产的盈利丰盈政府收入,由此拥有更大的空间和能力降低对非公企业的税收,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崔之元还引用了“郎顾之争”与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两例进行了论证。

  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实际上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9000亿元,今年超过万亿元。这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罕见。2004年发生“郎顾之争”风波时,正是国退民进的高峰,各地区的国有资产基本都在下降。然而,重庆的国资增长并没有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与民争利,或者挤出民间投资,恰恰相反,重庆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以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西部十二省市中,重庆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是最发达的。

崔之元以工业企业所得税率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重庆是如何做到“国民共进”的。“重庆利用了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一直使用15%的低税率,极大提升了民间资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除此之外,重庆敢于降低商品房房价,突破短期的土地财政,有底气、有能力实现直接和间接意义上的藏富于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政府控制的八大国有投资集团进行投资,使国有资产参与市场竞争并取得增值,形成“第三财政”。

  重庆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

在讲解“地票交易促进城乡统筹”时,他首先例举了都江堰在重建过程中“请农民上楼”的做法和天津“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的例子,并认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核心在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要把农村建设用地数量减下来。重庆在此方面的经验,一是“先补后占”,即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二是建立土地交易所,对土地利用指标进行交易。

  2000年时,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有一条优惠政策,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税。这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税率,并不特指某个经济开发区,在全国的经济开发区中,都有大量的优惠政策,甚至有零税率。在 2008年1月1日 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省份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不少省两三年后发现,由于税率太低,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优惠政策,继续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税率。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期是到2012年,重庆现在希望会同其他西部省份,呼吁将这条优惠政策延续下去,但其他省份对此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由于地方财政压力。

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崔之元,还敏锐的注意到了重庆政治作风建设对于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将此点也列为“重庆经验”的重要内容,归纳为“三进三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手抓重拳打黑,一手抓干部“三进三同”
(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惩恶扬善,深得民心,这无疑为重庆的经济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此外,崔之元还宕开一笔,就国内民主政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以15%作为工业企业普适所得税率的意义何在呢?大家知道,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如果所得税率是33%,那么企业最终所得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好一点,但需要承担风险。重庆将所得税率降为15%,使得工业企业有了相对较大的盈利空间,使收益大大超过银行存款,从而重庆的投资吸引力增大。

讲座临近结束,三位同学的提问将焦点集中在国有资产增值上。崔之元引用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理论加以说明,并作出了详细的解释。

  这里引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而其他省份不能长期坚持使用这种优惠政策呢?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增值了4倍,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企业(主要指民营企业)的高税收。对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认为重庆由于国资增值,形成了第三财政收入。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财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税收,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17%的增值税,当然也包括所得税等。第二财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设基金。第三财政收入指的是国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投资有利可图,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机制。

由于这次讲座学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现场听众大多表示艰涩难懂,不能充分理解崔之元引用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对此,崔之元在讲座中屡次表示,希望我们的学生在探讨问题时不要停留在浅显的表面,也不要被媒体不全面不完整、浅显的报道分析所误导,而要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对社会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了解。

  “藏富于民”的另一个表现是重庆市居民第一次买房时,贷款可以抵扣地方所得税。去年底媒体报道很热,一开始存在争议,有报道说财政部要叫停,实际上并没有叫停。因为它抵扣的只是地方分成部分,并没有损失中央税收,这是地方政府权限内的事情。

崔之元还将于周五晚7:00在同济校区进行第1571期人文讲座,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与世界》。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帮助富人的一个政策。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并不是帮助富人,而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重庆主城区买房的人当中,42.5%购房者来自重庆四十郊区县,即农村地区。富人买房一般不需要贷款,因此总体效果还是藏富于平民的。

  更重要的一点,按中央对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后,教育投资要占到GDP的4%,全国其他各省市基本都没有达到这个比例,而重庆市的教育投资已经达到。

  还有一种形式,我称之为间接藏富于民的形式。重庆市很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投入,都是来自重庆八大国投国资经营所产生的利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既不是第一财政,也不是第二财政,比如刚建成不久的重庆大剧院。试想,如果用一般财政收入修建大剧院,还是要从企业和个人中征收,而用国资增值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等于减轻了老百姓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其他包括重庆大学城的建设,主要投资也来自于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特别是重庆地产集团,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一般财政拨款的比例较小,仅占不到5%。更说明问题的是,重庆藏富于民的重要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认为房价太高,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其中一个批评是认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搞天价地王,使地价高得不可思议,以地生财,形成土地财政。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藏富于民的关键。

  过去几年中,重庆市国资增值四倍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很多总结并不到位,认为重庆的国资增值也是靠土地财政。而我认为重庆市恰恰突破了土地财政,重庆市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全面增值,与土地规划、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并不依赖于在某个项目中一定要产生地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必须严格控制国有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具体做法是,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六分之一,中低档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五分之一,高级商品房地价不得高于房价的三分之一,即严格限制地价不能超过房价的三分之一。因此目前,重庆的房价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城市。降低商品房房价,不搞短期土地财政,是通过国资增值,使得重庆市政府有底气、有能力实现藏富于民的重要方面,在关于重庆国资增值的其他解释中经常忽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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